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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无形.逃】香港︰历史里的「逃犯天堂」?

【无形.逃】香港︰历史里的「逃犯天堂」?

王韬。

康有为在香港的时间不长,后来转往日本,展开漫长的流亡生涯,主张中国建立开明专制。但他在港期间,适逢英国政府派来考察中国局势的国会议员白雷斯福(Beresford)访问香港,两人曾私下会面。白氏后来出版了《中国之瓦解》一书,力主英国要向西方列强表明反对瓜分中国,但同时要迫使清政府实行「门户开放政策」。此议受到当时香港的华商及买办阶层大力支持,并承诺他们会协助英国「将整个中华大地变成英国的势力範围」。有趣的是,康有为致力以变法来维护大清帝国,对买办阶层的思想并不认同,甚至颇为反感,认为他们会出卖国家利益。但他在落难之际,香港的绅商仍对这位逃犯施以援手,他们的动机虽然仍未能準确考证,但可见「香港人」在历史上早就有包容流亡者的大度。

香港成为中国逃犯经常出入的地方,这角色直到民国革命时代仍然继续。不过,却很难因此而论断香港就是一个「逃犯天堂」,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待中国逃犯的政策其实不断反覆。1895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,首次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之后,香港政府便根据清朝广东官府的要求,下令驱逐孙中山出境,五年内禁止在港居留。孙中山于是亲函当时港英政府辅政司骆克(James Stewart Lockhart),逼他亲自承认香港政府拒绝给予孙中山「国际政治犯」地位,是因为「有碍邻国邦交」。当时英国下议院议员戴维德(Michael David)也看不过眼,两度质询英国殖民地部,因为对政治犯落井下石,未免令英国在国际间蒙羞。

其实,就算英国与清(中)国在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,英国也不时为了外交策略利益,顺应清政府的请求,引渡逃犯或革命份子回内地。而革命组织同盟会在香港的同情者,则往往要诉诸国际公法和香港法律以阻止引渡。

例如,1907年广东潮州黄岗起义失败后,起义首领余既成逃往香港。广东官府立即以刑事罪指控余既成「聚匪抢劫」,港府立即把余关押在狱。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会长冯自由立即聘请律师提出抗辩,提出多项余既成其实是革命党领袖的证据。孙中山也亲自致函港督,证实余的政治身份,反对引渡。当时孙中山的好友,也是立法局议员的何启也出一分力,向港府申请余既成的人身保护令。当时警察裁判所虽然判了余既成无罪释放,但广东政府不肯罢休,状告高等法院,缠讼多时。可幸的是,余既成最终获得自由。

不过,香港法院也并非永远是一个有效保护政治犯的屏障。1909年从新加坡潜回惠州发动起义的孙稳,在起义失败后逃来香港。当时的广东政府一样懂得绕过「政治犯不应引渡」的障碍,改为指控孙稳犯了「抢劫罪」。同盟会为了营救他免被引渡,也替他进行了法律抗辩,可是最终失败。港府终于把他送回广东,随后孙稳就遇害。这个案例活活的证明了近来香港「逃犯引渡条例修订」的一个核心争议点,亦即所谓「政治原因」不在可引渡之列,其实并没有确切可靠的保障。


胡志明。

事实上,香港历史上曾收容过的知名逃犯不仅限于来自中国内地。二十年代另一位居港的国际知名逃犯是越南的「国父」胡志明。他早年以海员身份游历欧美,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。战后在列强召开凡尔赛会议期间,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(Woodrow Wilson)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,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,向各国代表提出要法国承认越南人的自决权,可是西方列强并无理会。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,参加过黄埔军校,也当过苏联顾问鲍罗廷(Mikhail Borodin)与孙中山之间的翻译,支持过「省港大罢工」。后来他更以广州为据点,开展抗法的反殖民运动。直至1929年,在缺席审讯的情况下被宣判死刑,一直通缉。他在逃港期间组建越南共产党,于1931年被逮捕,关押于域多利监狱(即今日的「大馆」)。

在港英政府準备把胡志明送回越南之际,当时的「共产国际」为他发起了救援行动。在英国的「反帝国主义国际联盟」向英国政府施压,香港律师公会主席罗士庇(Loseby)亲自为胡志明辩护,为他申请了人身保护令,并要求撤销递解。此案一直上诉到英国枢密院,最后控辩双方达成和解,胡志明要离开香港,但毋须指定一定要送返法国或越南。胡志明乘船到新加坡,岂料抵岸之后立即遭到遣返,后来在香港总督贝璐(Peel)的协助下离开了香港,经厦门去了上海。

事实上,蒋介石于1927年终止了国民党的「联俄容共」政策,针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极为血腥的「清党」行动之后,大量中共党员都成了亡命天涯的逃犯。中共为了逃避白色恐怖,防备其在中国各地的据点(「苏区」)被「围剿」,于是积极利用香港作为在上海的党中央与各个「苏区」联繫的纽带。由1930至1933年间中共建立了以香港为中转站的一整条地下的「红色交通线」。不过,虽然香港成了「中共逃犯」从事「非法」地下活动最方便的地方,但没有改变香港成为他们的「天堂」,因为港英政府一样不时按国民政府的要求逮捕中共逃犯,一些未经法定手续就强押回广州,另一些则由广州方面正式来提解。中共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是「旅法勤工俭学运动」的发起人之一,他就是在香港被捕而给递解至广州,最终被杀的中共最高领导人。

战后香港的地缘政治地位随着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而改变,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大量涌入。香港倒是庇护过不少逃离中共政权的「逃犯」。六十年代的「大逃港」潮进一步带来大量「非法离境」的人口,令香港社会再一次灌注入「逃犯」的血液,进一步丰富了这难民城市的流亡文化。及至1989年的中国民运及六四屠杀事件,部份香港人亦组织了营救被通缉者逃离中共追捕的「黄雀行动」,协助包括吾尔开希、柴玲、封从德、陈一谘、苏晓康、王军涛等一批大概三百名学运领袖与异见份子逃离中国。

一时的「思想犯」、「政治犯」也许就是另一时的「历史英雄」。上面谈及的王韬、康有为、孙中山、余既成、孙稳、胡志明、蔡和森及今日的民运份子等,绝大部份均是香港、中国以至世界历史里面的正面人物或甚至是英烈之士。但他们在自己的时代,都曾经是或至今仍是「罪犯」,被(几个不同的)「中国」或西方的政府通缉,要求引渡,因为他们都曾是或仍是「国家的敌人」。他们之间的政见或者南辕北辙,甚至互相对立,但他们都曾经在香港寻求自由,有些获得香港为他们提供脆弱的庇护,有些则失败了。但是没有了他们在香港留下的足迹,中国和香港的历史大体就会改写,也就没有今日大家仍然珍惜的香港。

一百七十多年以来,香港这城市最首要的价值,在于它是一块自由之地,容纳不同地方的移居者来港。也因为这里的自由精神和法治体制,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,让流亡与异见者在面对强权打压之时,提供法律上起码的庇护和让他们有机会寻求各种支援。最近《逃犯条例》修订所引爆的争议和反抗,促成了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,原因固然是修例的内容影响广泛,甚至会动摇香港自治地位的基础,令人人自危,但也在于,它触碰到香港和香港人历史体验的最深处。

香港,凭藉着这里积累了百多年的法治架构,以及尊重程序正义的文化,使她在不少历史的关键时刻,成为流亡者的庇护站,虽然有时这种庇护只是很短暂和脆弱。然而就香港文化的深层而言,这城市仍旧是一块「化外之地」,为过去与未来的流亡者,预备他们梦中的自由之乡。「逃犯」——也许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最恆久的自我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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